[在奥里乌的理论中，纪律法对应着临时的法，习惯法对应着已确立的法。

19世纪中叶以来，法理论将法规范混合的外部指令模式转变为内部可接受性的行为指引模式，逐步消解依靠外部社会权威与强制来理解法规范，更强调其内在制度性与约束力。因为国家是处在作为集合名词的公民相对的一方，也必须遵守这个定言命令，否则该命令就没有了对称性而失去可普遍化要求。

不过，以政治社会学为代表的研究所理解的道德主要是一种实在道德，也即在政治实践和国家运行中实际承认、流行的政治道德。[50]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21页。（四）宪法变动的体系难题 宪法变动包括正常变动与不正常变动（破坏、废除、侵害、效力停止），本文集中在前者，主要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与宪法变迁等现象。[14]对于这三个命题的理解和辩护强度在内部有不同，例如在社会事实命题上有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弱事实命题与拉兹为代表的强事实命题。尽管这三个命题在法的效力来源、法律规范适用和法律体系变动这几个方面构建起体系突破禁止的学术戒律，但宪法学却无法在上述方面恪守该戒律，从而动摇其法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

从世界上看，宪法文本宣称自身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具有根本法和最高法的地位，并不是中国独例。但是，法规范与社会事实有联系，在发现和解说法规范的时候需要社会事实因素，规范是人的意志行动的意义（The Norm as the Meaning of an Act of Will），[27]可以借助客观事实行动来理解，例如议事大厅里有人举手、投票意味着法的创设，但二者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事实领域遵循因果律，对法规范的陈述这个事实可以有真与假。对此，杨教授批评说：连行政机关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各种利益予以均衡考量的义务都被免除的话，那么，该解释论显然已脱离了‘常识。

{2}（P.153） （二）公权利理论的时代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鲍尔对导致国家主观公权利缺席的公权利理论，采取的是批判态度。{1}换言之，上述误用正是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反对和排斥的。[40] 从这两个问题的明显性和严重性来看，问题裁判在所有相关裁判中所占比例为多少，已经不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编纂的《行政事件诉讼法十年史》（1947-1957年），以判例为素材，极为鲜明地表达了保护规范理论立场。

类似的追问甚至也应当就迈耶提出。其理由有二：第一、现行法已经对国家的主观公权利进行了规定，公权利理论仅仅聚焦于个人的主观公权利有失全面。

巴霍夫曾经满怀激情地指出：从基本法的总体宗旨—尽管的确不仅限于其第19条第4款—来看，应当认为，过去只受客观法保护的个人利益皆受权利保护。因为，当时德国各州的实定法将（原告受到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权利毁损（Rechtsverletzung）作为诉讼要件。[3]参见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换言之，上述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蕴含的定式，在日本，基本上只剩下了①法律（行政法）上受保护的利益→③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行政诉权）。

[27]到了战后，巴霍夫复活保护规范理论时，则采取了不同的法律方法：必须考察法规与法秩序整体的意义关联，探究位于法规基础的利益评价。行政法院也是法院，公法也是法。由此，行政法被理解为以公共性为媒介的私益间的分配法，而非公益与私益的抵触法。因为，假如撤销诉讼不以‘原告的实体权利观念为前提，对原告适格的限定就会失去一个原理性基础。

[25] 五、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保护规范理论 德国通说所立足的（与保护规范理论相链接的）主观公权利观念，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范围的（不当）缩减？这个问题，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来看，答案是否定的。[8]如，同为大陆法系—设有专门的行政诉讼制度，因而具备了生成主观公权利概念的制度条件—，法国的越权诉讼作为历史的形成物，朝着不要求权利毁损要件的方向发展，有着强烈的客观诉讼属性。

[38]如，熊丙军诉灌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处罚案，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7]苏0706行初126号行政裁定书，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7行终207号行政裁定书。从依法裁判这个根本要求来看，更为妥当的可一般化的尺度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其批判者们所举证不能的。

经过上述环环相扣的论证，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得出结论：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27]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142頁。关于此点，赵宏指摘了保护规范理论中所内含的矛盾：保护规范理论在结果上的可变性使主观公权利被成功塑造为‘开放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法律创设，但这种开放性的代价也同样高昂。[23] Bachof, Reflexwirkungen und subjective Rechte im ?ffentlichen Recht, in: Ged?chtnisschrift für W. Jellinek (1955), S.301.转引自[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3} 由于是以国家法人说为基础，在公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法人说的代表人物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1823-1891）、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的论说有开拓性意义。王天华：行政实体法的保护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保护规范理论看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问题，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而在今日，行政上的关系可以构成为权利义务关系已无异议。部分行政裁判援引了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定式之后，直接得出原告是否适格的结论。

{9}（P.28）胡芬（Hufen）在其教科书中也专门讨论了法院的负担，包括数量负担和质量负担。杨建顺对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的批评有助于证明此点。

{11}侵害保留在当时德国的实定法上尚未全面确立。[32]基本权利是我国公法学近年的一个重要话题，换言之，基本权利的观念在公法学界已经基本确立。

鲁鹏宇：德国公权理论评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6}（P.17、70）也就是说，在迈耶看来，国家是公权力主体，而公权力的无限性（Unbegrenzte）是主观公权利概念所无法容纳的。[37]同旨见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同时，私益保护性推定在分配行政观念下已经不具备妥当性—当然，布勒受限于他的时代，并无分配行政的观念，或者说，其并未面对分配行政观念所指称的那些问题。

特别是后者，其基于国家对个人人格之承认而提出的地位关系（status）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上的）公权利理论乃至（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基本框架。此点也可以从保护规范理论本身的展开过程得到确认。

同时，保护规范理论因法律秩序的转换与时代精神的变迁，而不断对其解释要素加以调适，使主观公权利的外延呈现出一种开放性。这个一般权力关系概念，在与我们所熟知的特别权力关系的对比中可知，其所指向的是迈耶企业国家观下的公权力观念：公法就是关于公权力拥有者这样参与的、并由此公权力本身也参与了的关系的规范。

我们看到，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蕴含定式的①与②（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与主观公权利）之间，有一个国家义务。在行政法院法起草过程中，与尼泽对立的多数说，其实质在于：将无边际的民众诉讼或滥诉、缠讼阻断于本案审理之前。

[22]以及更为技术性地，去探究撤销诉讼背后的实体法观念。本案中，原告认为近邻（40公分）违建（未经规划许可改扩建）侵害其相邻权（影响其采光通风等），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责令被告履行法律职责。同时，主观公权利作为权利的要素（条件、主体、对象、内容等），甚至主观公权利概念的存在意义本身也尚未得到阐明。[10]美浓部达吉提出的美浓部三原则（参见王天华：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就暗含着这一命题。

正如小早川光郎所指摘的：如果人们意识到公权利概念对原告适格的限定，与行政作用的复杂化等所伴生的扩大原告适格要求是对立的，人们就会重新想起实质当事人否定论。[30]所谓分配行政，并非与秩序行政、给付行政并列的另一个行政法部门，而是将秩序化与给付现象囊括起来、嵌入连通管系统的一种思考方法。

司法资源有限，若不将之分配给真正需要它的人，既会使法院不堪重负，又将招致低效和浪费。关于此点，山本隆司的洞察极具启发：旧保护规范理论对应着维护个人尊严、恢复法治国家是急务的时代，对旧保护规范理论的批判对应着给付行政与计划行政大行其道的时代，而新保护规范理论所对应的则是市场失败与国家失败同时显现的时代。

[33]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50～251頁。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行政诉讼原告适格就是照准这个刀刃的关键。